孙立平：过剩时代的困境、症结与出路
下面的一些问题，有的零零碎碎地写过，现将这些问题的脉络重新捋一捋，从而形成一个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系统理解。
过剩：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
在经济上，我们现在面临着诸多问题。因此，我最近一直在琢磨，如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，用一个什么词来揭示我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的背景和症结？想来想去，我得出的结论是：在这些问题的背后，往往都有一个影子，这就是过剩，生产过剩。
过剩，这可能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。或许有人说，过剩不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吗？不完全是。第一，现在中国的过剩问题，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。第二，把过剩简化为内需问题，很容易忽略掉那些超出内需范畴的结构性问题。
先说过剩形成的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剩问题的真正含义。
首先，从外部看，中国的过剩问题源于世界的大拆解过程。在大拆解的背景下，西方面临的是供给问题，而中国面临的则是需求问题。前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来生产，后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要重新找市场。但我们要知道，解决需求的问题比解决供给的问题要麻烦得多，因为现在世界是买方市场，是过剩时代。这意味着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产能，会有部分因出口下滑而处于过剩状态。有人估计，中国全球供给端的净敞口已经达到3.4万亿美元。
再从从内部看，我一直在讲，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已经结束。中国这轮经济发展开始起步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了世界上机电技术革命大规模转化为一系列家电产品，并由此引起一场大规模消费革命的过程。于是，从三大件到空调，从汽车到电脑和智能手机，再加上房子，消费的热潮一波接着一波。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与这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是分不开的。但这个过程，到现在可以说基本结束了。
不巧的是，上述两个变化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发生了。于是，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过剩的时代。不但如此，由于内外两个因素同时作用，就使得过剩问题的严峻性，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范围，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从短缺时代走出来的国家而言是如此。现在，我们环顾四周，几乎什么都是过剩的，房子卖不出去，汽车卖不出去，家电卖不出去，各种工业品都销售困难。
面对过剩，重要的是转变思路
这个过剩，不仅是相对于消费说的，对于投资来说，也是如此。过剩已经成为我们很多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现在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短缺时代，仍然是一味地扩大投资。
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在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主导型思维。
经常听到有人说，现在企业贷款、投资的积极性不高。这当然是一个事实。而且我也知道，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，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心和对于未来的预期。但除却这些因素，与过剩的背景没有关系吗？降息了，贷款了，有钱了，你让他投资什么？现在，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过剩：房子过剩、汽车过剩、家用电器过剩、日用品过剩......
按照这种投资主导的思维，专家们刺激经济的思路不外乎是两个。一个是货币政策，加大货币的供给，增加流动性。另一个就是财政刺激，由政府举债，扩大投资，以激活经济。但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思路，还是财政刺激的思路，体现的都是投资思维，而且最终可能都需要通过货币的增量来实现，区别只在途径的直接还是间接。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问题？甚至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？
实际上，在全面过剩的背景下，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。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，在经济起飞的初期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在巨大产能已经形成的今天，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据估算，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，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，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，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，即从投资主导型模式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。正如克鲁格曼所说，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：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。
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提高居民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
从投资主导型经济走向消费主导型经济，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济转型，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。因为，我们过去的许多安排和政策导向都是为投资服务的。银行是为投资服务的，股市是为投资服务的，税收是为投资服务的，财政是为投资服务的，整个政策的取向，都是以服务于投资为权衡。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，意味着这一切都要发生重要改变。
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自哪里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是实现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。
要把就业放到首要地位。有人说，就业就是经济，就业就是民生。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说法。因此，应当把就业当作第一要事，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，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。人们经常说，信心比黄金还珍贵。但信心来自哪里？不是来自描绘的美妙前景，不是来自令人激动的口号，在普普通通人的生活中，信心就是来自就业。有一份工作，先不管收入多少，人们内心里才会踏实。就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，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，不再赘述。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尽管产业升级是未来的方向，但对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所谓低端产业也要同时加以保护。
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。199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55%，这个比例到2021年只有大概43%左右，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重大约在70%上下。相应的，居民消费率也从54%降至38%(国际社会在60%左右)了。因此，要形成旺盛的消费力，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，提高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。我们过去比较重视个人间贫富差距的问题，这当然是对的。但从促进消费的角度说，国民收入如何在政府与居民间分配，同样重要，甚至更为重要。
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。前些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念，叫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，我觉得应该重提这个理念。这主要涉及的是资本市场和居民手里的房子。应当使股市成为投资者获取收益的平台，而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平台。同时应当利用政策工具，稳定人们在房地产上的财富预期，促有房者消费，帮无房者安居。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详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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